19世纪的德国哲学
序章 历史的帷幕
只要讨论西方哲学史，我们就无法绕过德国。19世纪的德国就像是古希腊般的神奇国度，以松散的体制、有限的人口成为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哲学舞台上的绝对主角，为人类精神贡献出数不尽的杰出人物和思想财富。包括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等领域的各种重大问题和范畴都从这里提出，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的过渡也从这里开始。
德国哲学的黄金时代绝非偶然。就如同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 社会有大变革之前，必定会有大的思想运动。因为大变革的背后必然存在激烈的社会矛盾，而人们难免会去追溯这些矛盾的本源。当落后的制度和先进的思想相碰撞，时代就会迸发出绚丽的火花。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标志着英国资本主义的东风吹拂到了欧洲大陆，并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对德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然而德国却因为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分裂，缺乏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统治的力量和契机。对于德国资产阶级而言，利用强权实现民族统一、形成完整的国内市场是更加迫切的议题。于是德国走上了漫长的自上而下改良道路，抽象的、思辨的古典哲学，也就成为了德国人民消化急剧社会变化的重要工具。
欧洲哲学先贤们的思想成果在19世纪的德国达成了汇聚。理性主义学派、经验主义学派、启蒙运动学派等理论都被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充分总结和吸收。在这一基础上，他们建立了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又提出并探讨了一些新的重大哲学问题。世界是否可知、要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现代存在主义学派都从这里汲取了精髓，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思潮也率先在这片土地上崭露头角。
康德 发起革命
理性时代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出生在普鲁士邦戈尼斯堡的苏格兰后裔，一生从未离开过故乡。在从哲学专业毕业后，他选择留在哥尼斯堡大学担任编外讲师，并广泛发表文章谈论天文、地理、生物演化等各种主题。尽管康德认为自己没有研究形而上学的天分，他还是花费了整整十五年撰写其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在1781年这本书问世后，他就一跃成为了欧洲最富盛名的形而上学大师。
康德应该庆幸自己成长在伏尔泰和腓特烈的时代。在巴黎思想家们正狂热地崇拜知识和理性，科学和教育被看作通往乌托邦的途径。法国剧作家伏尔泰毫无疑问是思想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代表，正以他的锐利笔锋向陈旧的神学体系发起正式的挑战，尽管教会正以各种形式展开激烈的反扑，但古老的神祗已不再处于不容置疑的地位，无神论在法国日益风靡开来。
开明的腓特烈二世则为康德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他的默许下，普鲁士则拥有着全欧洲最令人向往的思想自由。屡次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的伏尔泰，就曾在普鲁士的宫廷受到腓特烈二世的盛情款待。深居简出的康德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接触到来自法兰西的理性思想，并得以顺利发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在扉页他还专门对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泽德里兹做出了致谢。
休谟的怀疑论
理性主义者质疑宗教是荒谬的、经不起逻辑验证的，教会的支持者显然无法接受这一点，双方就神学的合理性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在18世纪的英国，从洛克到柏克莱再到休谟，人们也在不断重建对于理性的认识。经验论者开始提出疑问，理性对宗教展开全面批判的同时，在理性基础上构建的科学是否经得起同样的考验？
经验论者认为，我们的认识来源于感官和经验。那如果感官获知的信息是虚假的或不全面的，我们如何能建立正确的认识？现在休谟的白天鹅悖论出现了，17世纪的欧洲人观察到的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并自然地得出结论天鹅是白色的，直到探险家在澳大利亚发现了第一支黑天鹅。我们惊讶地发现，自己无法突破认识的局限性去建立肯定的论断，因为没有人能找到世界上所有的天鹅，而且知道它们都是白色的。
所以休谟觉得，我们有些过于主观地在知觉和性质间建立联系了，事实上基于归纳法的思考过程——以有限的现象去推出普遍的结论，是完全不可靠的。在休谟看来真实可靠的知识只有两类，一种是不依赖于经验的知识，如数学等完全依赖于逻辑推导的纯理论；另一种是对经验的描述，即对客观世界的观测。我们通过归纳和观察得出的科学理论均被排除在外了。
从如今的角度看休谟是正确的，当时人们奉若珍宝的科学真理——比如牛顿的引力定律，已被证明在很多条件下并不生效。现代科学不再试图提出精确的科学论断，而在于建构假说或理论系统，用观察与事实来检验它们的高度可能性。但这对于当时的哲学来说无疑是一场挑战，因为哲学家渴望建立的哲学体系是严密的，从一个最高的明确无误的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出发，按照其内在的必然性，以严明的逻辑推理出来的系统。然而休谟打碎了科学的权威，让整个世界只剩下了诡辩和空想。
先验辩证法
1775年读到休谟的著作后，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被惊醒。在康德看来，所有的科学命题都应该是全称命题，否则就没有意义。调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观点，以避免陷入独断论和怀疑论的极端，成为了康德的使命。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阐述了自己对于真理的认识，一切知识由经验引发，必须通过物质刺激感官来获得感性认识，再交由知性综合整理得到有效的知识。但只有通过理性构建经验世界的秩序，将所有知识、规则和定律综合统一，才能得到世界的普遍真理。
康德进一步提出，普遍真理具有内在必然性，先于我们的经验——即先验。就如同数学知识是必然的、确定的，未来的经验也不可能违背它。康德认为真理的必然性来自我们心灵的固有结构，我们的心灵在接收到一系列无序的感觉之后，加工成有组织的知觉，世界的条理性来源于认识世界的思想自身具有整理功能。因果律——物质世界的法则实质上根植于我们的内心，科学的普遍原理不过是思想的规律，是所有经验的前提，因此科学是绝对的，真理是永恒的。
和柏克莱不同的是，康德并不怀疑物质世界独立于我们的意识存在，但补充说我们的知识永远无法认识到外部世界本体（物自体）。线性的时间流逝、物质对空间的占据，这些概念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而非物自体具有的属性。科学所面对的的材料不再是对象本身，而是感觉、知觉和概念。因此理解不可能超越感性的界限，当我们运用有限的理性尝试去理解本体，最终必然会走向二律背反：我们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但是却相互矛盾。康德表示这是科学企图超越经验而造成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是幻相而非知识，因为我们无法逃脱时间、空间和原因等知觉和概念去建立认识。
康德把世界的本体和我们的认识严格区分开来，科学被局限在了只有表象的世界，于是我们能够在认识的范畴内建立普遍真理。我们很难说康德实现了对休谟的超越，休谟揭示了从物到理智跳跃过程的逻辑缺陷，而康德试图用唯心主义提供一种自洽的可能。他被迫承认理性无法帮助我们认识到世界的本源，而陷入了不可知论。但我们也应当肯定，康德让我们意识到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更重要，这启动了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伟大转型。
上帝、道德与和平
康德从8岁开始就被送往当地唯一的宗教学校接受教育，繁琐而无用的教规和祷告早已令他感到彻底的抵触和厌倦。康德直言，无论是理性还是经验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在《纯粹理性范围的宗教》一文中，康德旗帜鲜明地反对旧宗教对人性的扼杀，特别是对人的主动性的压抑和对人的奴役，大胆地批判宗教是神学蒙昧主义和反动政府政治压迫的工具。为此新上任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给予了康德严厉的警告。
但我们很难说这种成长环境没有给康德留下影响，康德终其一生都保持了清教徒般的忧郁特质和极其规律的生活作息，从未婚配。快乐的贫瘠让他对道德有种近乎偏执的渴望。在1788年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完书时，康德写下“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在康德看来道德感应该是内在的，不来自经验的。而道德与宗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宗教的存在是必要的。我们通过相信灵魂不朽和神存在的观念，来支配我们道德的行为逻辑。
康德进一步阐述说，物自体为什么存在，不是出于知识的需要而是出于信仰的需要。他限制了知识的边界，除了防止知识僭越知性之外，也为信仰保留了位置。很显然康德陷入了某种误区，他竟提倡为了责任而尽责任，把道德看作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而进化论的思想认为，道德不应该是绝对的，而是种群为了生存而偶然形成的行为准则，群体本质和环境的不同使其具有不同的道德。
18世纪的欧洲正频繁发生战争。康德承认生存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是进步不可避免的伴生物。但强调竞争应受规则、习惯和法律的制约，这就是文明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在康德看来，历史的所有意义和运动就是严格限制斗争和暴力，直到实现他所憧憬的永久和平。在《论持久和平》一文中康德大肆批判了军国主义制度，抱怨政府总是把拨款投入军队而不是教育，还谴责欧洲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扩张犯下了不计其数的罪孽。
康德把这种贪婪归咎于欧洲国家的寡头政治，少数上层人士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不用遭受战争的任何苦难。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难理解康德对共和制的赞赏。当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拉开帷幕，人们以武力的方式向神学蒙昧主义和反动政府政治压迫发起反抗，整个欧洲思想界都为之鼓舞。学者们正乐观地期待着被理性统治的乌托邦到来，耄耋之年的康德亦感到由衷的欣喜。他在拿破仑征服普鲁士前去世了，此时没有人能预知拿破仑的失败，就像没有人能预知理性的凋亡。
黑格尔 形而上学的顶峰
康德的继承者们
在《纯粹理性批判》发表后，所有的德国哲学家都在讨论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渴望建立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是经过休谟提出的问题，在物到理智之间的过渡遇到了一个逻辑上无法逾越的鸿沟，所以他们同意康德的意见，只有唯心主义才是可能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们统治了整个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哲学，但他们似乎在晦涩和神秘的歧途上走得太深了，在叔本华看来完全是“大胆的胡言乱语，夸大其词的毫无意义的话”。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跳过这一章节，而不用担心对其它内容造成影响。
费希特在康德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哲学，但不赞同康德的二元论，认为将思维和存在分离将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怀疑主义，主张思维创造存在。所以他抛弃了物自体的概念，提出了绝对自我的概念。自我是唯一的实在，不依赖于任何别的东西，而是自我产生、自我肯定的。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是非我，非我以自我的存在为前提，归根结底是自我的创造物。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而达到某种完全无条件的、不受任何东西决定的绝对主体，就是绝对自我，二者由对立实现了统一，克服了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
谢林不赞同费希特把自我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至高无上的原则，因为自我不能离开非我（自然界）而存在，不能说自我产生非我。他渴望用一个更高的精神实体来代替费希特的自我，以其作为世界的本原。这是超出于二者之上的最高的原则，它既不能是主体，也不能是客体，更不能同时是这两者，而只能是绝对的同一性。他把绝对的同一性说成是某种宇宙精神的特殊的无意识状态，是绝不能用概念来理解或言传的，只能被理性加以直观。
现如今我们把费希特和谢林看作是康德通往黑格尔的过渡人物，因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完成。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批判地继承了他们的哲学思想，得以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以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辩证原则和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相统一的方式，建构了哲学史上最庞大、最全面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对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作了自己的回答。这标志着本体论哲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意味着近代形而上学的终结。
辩证法和绝对精神
当1806年拿破仑战胜普鲁士，仓皇出逃的黑格尔出版了其第一本著作《精神现象学》。在这本书中黑格尔表述了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心思想，“实体就是主体”，客观的存在也是主动的存在。在黑格尔看来，任何思想和事物都具备能动性，走向自己的对立面，然后与其结合，扬弃了自身的对立面，形成了更高的、更复杂的集体。即事物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必须先否定自己，接着否定这种否定，才能最终确定和升华自己。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以终点为起点的，自己展开自己、自己实现自己的过程。从统一到对立再到统一，呈现出螺旋上升的发展状态。
和费希特、谢林观点一致，黑格尔不同意康德将现象和本质割裂开，认为现象和本质之间有着辩证的联系，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本质表现在现象中，而现象则是本质的显现。他用辩证法提供了认识真理的途径：我们可以通过对现实的否定来踏入物自体。对于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观点黑格尔也进行了批判，黑格尔认为费希特的自我并不是真正地自由和自发的活动，而谢林对绝对的同一性的描述是空洞无物的。
在黑格尔看来，宇宙万物本原和基础是绝对精神，它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永恒存在。这世界上的所有存在，都是绝对精神自己展开、自己实现的结果。绝对精神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通过自我运动辩证地发展。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和不断发展的产物。它们本质上都是精神的，这些现象都是精神的现象。理性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因此世界上的所有存在都必然是符合理性的，是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某个阶段。
绝对精神作为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神，有别于斯宾诺莎的上帝，它不再是具有思维的整体，而是世界永恒运动的本质。整个世界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的过程。精神的根本原则与目的便是自由。自然界的外壳束缚了绝对精神，使其表现为感性事物的形式。在产生人类精神后，绝对精神又否定了自然界的束缚，回复其自身。最终绝对精神在哲学中认识了自己，达到了思维和存在的绝对统一。
民族与历史
黑格尔用辩证法和绝对精神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哲学的观念、宗教的信仰、艺术的形式以及政治的制度，都是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产物，是民族精神力量的外在表现。民族精神的发展遵循着三大步骤，即肯定自身——否定自身——超越自身，重而回到更高阶段的自身，历史也在此呈现螺旋上升的发展状态。而精神的现实化正是人的自由意志，精神的发展就是在追求所有人的普遍自由。
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兼具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青年时代的黑格尔赞扬法国革命崇尚的自由精神，但是在1830年法国大革命结束时，对战争的厌倦、对德意志统一和复兴的强烈渴望，已经让黑格尔放弃了激进的政治主张。他改口说历史是自由的成长，而秩序是自由的首要前提。他赞美政府是绝对精神的最新表现，戏谑康德关于绝对和平的想法不切实际，论证了战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并把日耳曼民族视为优等民族精神的体现。
在国家制度方面，黑格尔认为世袭君主制是理想的现代国家制度，他反对机械的分权理论，认为国家制度应保障整体性和有机性。国王应在外交制度上享有主要决断权，但在内政事务上仅享有有限的干预权，这些权力由民选的立法和行政机关掌握。这样的政治观点促进了日后黑格尔左派的分裂，但没有人能够否认，他和歌德、贝多芬一起，代表了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年代。
马克思 唯物主义之路
反对唯心主义
19世纪30年代，随着资产阶级力量增强，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呼声愈加强烈。很明显黑格尔哲学不能完全满足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因此黑格尔学派发生了解体，黑格尔左派转而用激进的观点去解释黑格尔哲学，并开始对唯心主义的原理提出怀疑。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左派中最杰出的人物。
在关于世界本原的认识上，他和黑格尔完全相反。在费尔巴哈看来，自然界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人和人的思想都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思维以自然界为内容、凭借身体和思维同自然界发生联系，凭着人的本质来认识自然界，实际上不过是自然界自己认识自己。费尔巴哈批判说，黑格尔绝对精神产生自然界的结论是荒谬的，不是拿自己的概念去符合事物，而是拿事物去符合自己的概念，完全颠倒了自然界和逻辑概念的关系。完全击中要害。
费尔巴哈的一生主要致力于对传统宗教展开批判，并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同对宗教的批判紧密地联系起来，他用无神论的观点揭露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指出它们二者是互相支持的同盟者。他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基督教神学中的上帝，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无非是转化为哲学的神学，是理性化的有神论。要抛弃神学，首先必须抛开黑格尔哲学，因为黑格尔的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学说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和生物学科的发展遥相呼应。科学对有机体的不断认识正在为唯物主义提供重要的自然科学依据。19世纪30年代末细胞学说的提出间接阐明了生物界的统一性。当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后，传统的神学和唯心主义者已经注定要退出世界的主流舞台了。
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宣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费尔巴哈反对德国现有的宗教和政治体系，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到革命运动中，但是许多革命党人都将他看成英雄。卡尔·马克思（1818-1883），在第一次读到费尔巴哈的著作后，理所当然地从黑格尔走向了费尔巴哈。
但从1845年创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展开了批判。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是抽象的。尽管他自称为人本主义，但他所研究的人是生物学上的自然的人，是脱离具体历史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在这一方面他与唯心主义者并无区别，只是在用一种抽象来取代另一种抽象，而陷入了唯心史观。
费尔巴哈用宗教来解释人与人的关系，甚至用宗教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这在马克思看来颠倒了主次，宗教的发展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的，我们不能用宗教来解释历史，而只能用历史来解释宗教。费尔巴哈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来谈论幸福，在马克思看来也是空洞的，因为我们绝对不能离开物质条件抽象地谈论幸福。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要从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人作为在历史活动中的人去观察。只有考察人的历史活动，特别是人的实践生产活动，才能真正转向现实的人，才能真正地创立历史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的，但也是形而上学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的，但也是辩证法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是从世界观的高度用辩证法代替了形而上学，反对把世界看作固定不变、没有矛盾的东西，而把它理解为具有矛盾发展的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费尔巴哈没有区别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找不出辩证法这颗珍珠。于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方法，又从费尔巴哈那里承袭了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诞生了。
共产主义与暴力革命
我们绝不能忽视，马克思首先是一名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其次才是一名哲学家。在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英法两国，现实打破了启蒙学者的华美预言，广大劳动群众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人们迫切渴望改变现状，对社会主义主张由社会整体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制度的呼唤也在愈加高涨，人们对新体制的探索已经出现了很多次失败的尝试。
马克思同样把社会主义看作政治体制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一种全新的理念——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公有体制下、在物质条件得到极大丰富后，所达到的最终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则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马克思主张用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体制，在第一次系统阐述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后，就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应邀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和革命挚友恩格斯一起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因为激进的政治观点，马克思于1845年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马克思多次被普鲁士、法国以及比利时政府驱逐，最后被迫前往英国伦敦定居。恩格斯在这期间为贫困潦倒的马克思提供了经济上的无私帮助，让其得以专心完成学术研究。在英期间马克思开始撰写其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做出了详细的剖析。
当1883年马克思逝去时，《资本论》仍然没能全部完成，其政治思想也没有造成广泛的影响。随后他的挚友恩格斯承担起了全部工作，一方面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第二国际），另一方面负责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最终于1894年完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的发表。当1895年恩格斯逝去时，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社会改良派和以列宁为代表的暴力革命派，已经各自踏上了改变人类命运的征程。
叔本华 非理性主义之路
世界是我的表象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黑格尔的时代，走上另一条崭新的哲学道路。叔本华（1788-1860），这位不幸的年轻人在法国大革命的动乱中走向成年，父亲在他17岁时自杀身亡，母亲则和叔本华彻底走向了决裂。不幸的人生和动荡的时代赋予了他犹豫多疑、愤世嫉俗，极度仇视女性的人格。他没有父母，也没有妻儿，离群索居，哲学和理性成为了他摆脱痛苦、追寻幸福的唯一途径。
叔本华于1822年受邀前往柏林担任讲师，但是和当时高居垄断地位的黑格尔哲学相比，没有太多人注意到极度渴望得到社会认可的叔本华。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嫉妒心理，叔本华在一生的时间里都对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叔本华哲学和晦涩的唯心主义哲学截然相反，它既真实又赤裸，直指人们所面对的痛苦，一把揪出了思想背后的欲望，和理性背后的本能。
叔本华哲学延续了康德的观念，将世界分为表象与本质。他认为独立于人的表象之外的自在世界，就是意志。意志无处不在，人、动物、植物甚至无机物都有意志，任何物体都是意志的客体化。意志即人的本质，性格寓于人的意志中，其目的和态度就是意志。人的肉体也是意志的产物，身体活动不过是客观化的意志行为。意志潜藏在自觉理性之下，是一种自发的活动，专横地表达欲望。人们以为自己时被自己所见牵引，实际上是被本能驱使。
叔本华悲观地表示，我们的理性总是服从于欲望，充当欲望的工具。大自然创造理性是想让他为个人意志服务，因此理性只能被动地认识事物，而无法把握事物的真正本质。当理性试图顶替意志时，困惑也随之而来。最容易犯错误的人莫过于仅凭反思行事的人，因为我们的理性会疲劳，而意志永远不会。
意志必将带来痛苦
叔本华进而认为，如果世界就是意志，那么世界必将痛苦。因为意志本身以为着欲求，而欲求永远不满。除了意志，一切都不存在，因此意志必须依靠自身存活。而意志又是饥渴的，欲望被实现，意味着新的欲望出现，无休无止。因此人生是不幸的，痛苦是人生最基本的刺激和实在，而愉悦只是痛苦中的片断，其作用是消极的。如果不幸和冲突都烟消云散，无聊便会像痛苦一样难以忍受。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间不停摆动。
叔本华还说，有机体越高级，意志现象越完整，痛苦就越明显。知识的增加也意味着痛苦的增加，我们的大部分痛苦来自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预见。年轻人之所以感到快乐，是他们还没有发现贪得无厌、令人疲惫的欲望。失败是必然的，而天才是最痛苦的。叔本华把理性和意志看作对立的事物，如果他能够早一些从痛苦中跳脱，不再和自己的欲望作对，也许能够意识到理性不应当仅仅用于否定欲望，还可以用来协调欲望，来形成更为统一、和谐的意志。
叔本华认为意志的中心位于生殖系统。意志通过生殖来战胜死亡，因此生殖意志几乎完全不受认识或反思的控制。而爱情只是大自然设下的骗局，在生殖冲动过后随时会烟消云散。但他同时也认为，人们在爱情中会和自己能够互补的人建立性吸引，因此爱情是最佳的优生基础。个体是物种延续的工具，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中，我们才被分割成不同的存在。
而疯狂是逃避痛苦的避难所，是挽救生命的意识中断。我们通过忘记过去来从中解脱，从而继续活下去。而自杀则是人类思想和想象对本能的伟大征服，但是对于物种来说，意志依旧存在，因此自杀又是徒劳和愚蠢的。个体的死亡无法阻止悲惨和斗争的脚步，除非意志完全付出于认识和理性，否则人生的痛苦便不可战胜。要从根本上征服意志，就必须阻塞人类的生殖意志。在叔本华的世界里女人是万恶之源，她们凭借美色勾引男人卷入两性活动，而年轻的男人还没有足够的才智去摆脱意志的束缚。
对意志的伟大征服
在叔本华看来物质财富和幸福并无关联，庸俗的享乐人士必须不停地追寻新的感官刺激，最后只能是坠入无聊之中。只有智慧能帮助人类从痛苦中解脱。人类是冲动的意志，同时也是纯粹知识的永恒宁静的主体。知识虽然因意志而生，但仍可将意志克服。我们想摆脱无止境的痛苦，就要对人生进行理性的思考，进行一场伟大的自我征服。
叔本华主张用哲学来净化我们的意志，而哲学不仅是读书或被动接受，更应是体验和思考。他鼓励人们生活先于书籍，而原著先于评论。在叔本华看来，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进行精神上的思考是必要的，天才是无意志的知识的最高形式，他们关注的是世界永恒不变的本质。但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和庸俗的世人沟通，而时常陷入忧郁或是癫狂的状态。叔本华同样赞美艺术。艺术使人忘记自我和物质利益，将知识从意志中解脱出来，包含了对永恒性和普遍性的深思。
叔本华哲学和佛学观点有颇多相似之处，他在用西方哲学的范式对佛教思想进行逻辑化。因此叔本华对佛教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人生的终极智慧就是涅槃。在叔本华看来，宗教具有和艺术相同的价值，可以用来克制人的欲望。
叔本华哲学中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他说生存意志是唯一的主宰，理性不过是意志的外化，永远也无法战胜欲望，又鼓励人们通过理性来克服意志的支配。这一切都源于他把欲望看作是罪恶的，把理性和欲望看作是对立的。但不管怎样，是叔本华高举起了非理性主义的大旗，让人们开始关注到意志的力量。在新的纪元里，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等人的思想中都将看到叔本华哲学的影子。
尼采 向世界抗争
从叔本华出发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在1865年读到《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后，被叔本华哲学所深深吸引。这位出生于神职家庭的少年曾是虔诚的清教徒，但在成年后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开始追寻自己的超人哲学。
德国和欧洲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神学的基础被进化论彻底击碎，物竞天择取代了平等博爱，民族沙文主义占据了主流。在1862年俾斯麦担任首相后，普鲁士王国已经踏上统一德意志的征程。想成为真正士兵的尼采曾两次应征入伍，但分别因严重扭伤和眼疾而返回家中。在25岁时尼采受聘成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身体羸弱又才华横溢，铸就了尼采集脆弱敏感和狂妄自负于一身的性格。暗流涌动的时代则给予了尼采充分施展自我的空间。和马克思一样，尼采深深厌恶着世界的腐朽，想要打破一切旧枷锁——无论是宗教、政体还是思想。他们崇尚强权和武力，希望在毁灭中建立全新的秩序，但开出了截然相反的药方。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尼采被强烈的情感所驱使，决定追寻由超人统治的社会。
权力意志与酒神精神
担任教授期间，酷爱音乐的尼采和他的偶像、著名音乐家瓦格纳结为挚友。童年丧父的他在超人般的瓦格纳身上寻得了精神慰藉，他尤其欣赏瓦格纳音乐中昂扬的力量，并将其视作对抗理性、复兴文化的希望。两人都认可叔本华的哲学观点，个人被意志所控制，存在着的一切注定要遭受无尽的苦难。但尼采反对叔本华以自我毁灭为终点的哲学，而把自己称作是积极的虚无主义：高度赞扬生命活力，主张勇敢地面对悲剧的人生，用顽强的生命力来战胜掌控一切的生命意志。对生命的歌颂和向往成为尼采起身反抗虚无主义的武器。
在1872年发表的《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用酒神和日神来隐喻古希腊人心中非理性的冲动，酒神代表着最极致的狂欢精神，而日神则是意志对神性和秩序的回归，两者融合为对生命价值的积极态度与追求。他热衷于艺术，反对自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认为古希腊人正是因为将生命的价值转变为了追求知识，才把生活看作是消极和被动的。
尼采将这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意志称作权力意志，他认为对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欲望和渴望占有一切的权力构成了人生的本质。权力意志目的在于肯定人生，以强大的生命力来克服一切悲剧。生命的真谛在于从高于自身处吸取力量，从而让自身变强大。伟大的权力意志，不断创造出新的生命，同时也不断毁灭年老的生命，生成和毁灭永恒存在，永不疲倦永不停止。
同时尼采也认为权力意志意味着剥削，战胜一切比自己更为强大的东西，使别人为自己服役。生命本质上就是掠夺、伤害，对陌生者和弱者的压迫、剥削、严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软弱代表着没有存在的价值，失去自由意志、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人就理应被征服和奴役。
永恒轮回和超人哲学
在权力意志面前，理智和道德也不过是衍生品。在《善恶之彼岸》中尼采自称是歌颂恶而贬斥善的，他的眼中只有强弱。在这一基础上，尼采提出了两种道德的对立——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他强烈地反对基督，反对基督提倡的同情、忍耐和服从；也强烈地反对民主制度，认为这只是庸碌之辈的联合。这些都是尼采眼中的奴隶道德，以至于生命力完全被扼杀。
在尼采看来，利他主义的道德说教实则是为个体利己主义服务的宣传手段，社会主义、基督教义最后都不过是某些人谋取权力的工具。因为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必然要形成整体行动，这就形成了某种权力。而伟大的事与超凡的人不应受大众美德的制约，他们遵循的主人道德应具有创造力，不会因循守旧，敢于冒险，完全以自己的是非订立价值观。
除了生命的力量，再无任何神圣可言。于是尼采说上帝已死，他毁灭了灵魂不朽、彼岸和天堂，承认生命的残忍、虚伪、诱惑和无意义。人的出生成了注定走向死亡的悲剧，悲观和厌世情绪也就随之而来。为了对抗虚无主义的反噬，尼采又提出了永恒轮回说。在人生的轮回中，已死的个体生命会在无限的时间中无数次地重现。他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短暂的生命与永恒的灵魂联系起来，帮助人们在现实世界重新树立人生的意义和目标。
尼采的终极目标就是超人。超人这一理想人格表达的不是具体个人，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和处世精神，他立足于现实，热爱生活，主宰自己命运，发挥权力意志，自我创造。在尼采看来，超人取代了上帝，是现存人类的目的和意义，只有少数勇敢者、创造者才能越过深渊，处于人类生物进化的顶点，高踞于整个人类之上。尼采的理想世界就是由超人统治的世界。
疯癫成魔
我们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尼采的内心始终在做某种斗争，直到最后也无法自我调和。他在悲观中歌颂乐观，怀揣理性而歌颂意志，怀揣着爱而歌颂强权。这种矛盾贯穿于他的思想中，以至于他的很多观点都带有矫枉过正的否定。他意识到传统道德的虚伪之处，在否定基督教后，又完全否定了利他主义，忽视了平等的价值，陷入了巨大的虚无中，这成为了他人生悲剧的来源。
1876年，当瓦格纳试图在歌剧《帕西法尔》中宣扬基督教精神后，尼采选择了和瓦格纳彻底决裂。此时的尼采已身患严重的眼疾和胃病，被迫辞去教职。他承认悲剧，面对悲剧，甚至热爱悲剧，却无法战胜悲剧。精神和身体上的多重打击让尼采不堪重负，此后的13年里他都在其妹伊丽莎白的照顾下潜心创作，直到1889年在孤独和病痛中走向疯癫。
和马克思一样，尼采没有在生前完成自己的价值。在尼采死后，她的妹妹伊丽莎白完成了整理文稿的职责，并选择了和纳粹合作。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反犹太风潮在当时的德国已经无法得到遏制，瓦格纳和伊丽莎白都是其中一员。尽管尼采对这样的民族情绪始终保持了警惕，但他强烈地宣扬权力和个人意志，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奴役与被奴役，最终成为了法西斯思想上的有力武器。
